2020年2月14日，非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新冠肺炎病例在埃及确诊。3月5日，南非公布了首个确定诊出的病例。统计数字一路飙升，南非的日增感染速度便达到30%之多。由于非洲许多国家的人群基础免疫力差、不具备广泛快速检测的条件和足够的医疗设施，多数政府都迅速采取了以和封锁为主的抗疫政策，试图遏制疫情的扩散。
这一举措在获得社会各界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担忧。4月16日，一百位非洲知识分子发表相关声明，呼吁非洲的政策制定者进行“同情的治理”（govern with compassion），考虑底层大众的生存危机和非洲的特殊国情，探索公共政策的全新方向。
而在非洲民间，这样的行动从未停息。在北京大学2020年春季的《非洲文化与社会》公选课上，老师程莹与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一个事例：南非小镇马坎达的一家小店尝试在疫情期间自制口罩，不仅让小镇居民得到了基本的防护，也让七个在疫情期间没收入的家庭得以生存下去。当家庭救济金最高为每月500兰特（约为214人民币）、医用外科口罩的价格为每只28兰特时，这些每只30兰特的、可水洗、可重复使用的棉布口罩，将会记录下南非底层充满创造力的自救与互助。
外面是两层棉织物，里面是两层具有过滤作用的衬布，这种四层口罩由手工缝制而成，可以清洗和重复使用，防护效率约为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的三分之一。它是联合国卫生组织网站上推荐的可重复使用的布口罩，也是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南非小镇马坎达的多数居民的防护选择。
每一天，马坎达新街29号小店的店主Hilmar和Wendy都会把布料裁好形状，按照每一百个口罩所需的分量打成一包。然后，Hilmar会开车穿过疫情期间空荡荡的街道，将布料包送到各个裁缝的家里。裁缝们在家把布料缝合在一起并穿上橡皮圈，成品仍由Hilmar开车取回来。Wendy会在小店给口罩预先消毒并包装，在每个包装袋里塞上一份使用指南，这中间还包括如何正确使用口罩和处理用过的口罩。
这些特别标明“不是外科口罩”的棉布口罩会通过种种渠道流往他方：在南非封锁期间被特许行动的必需品供应者、通过WhatsApp与店主预约取口罩的顾客、疫情中被遗忘的老人与孩子，甚至南非和中国的博物馆。
当下疫情隔离的现状与旧日种族隔离的记忆，深刻交织于这片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陆地面积1219090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对于口罩的制作者、捐赠者与受捐者来说，这种戴着口罩的隔离也代表着另一重保护和联系。
当有关新冠肺炎的消息尚以“不明原因肺炎”的面目蜗居在新闻媒体一角时，北京大学的助理教授程莹从北京出发飞抵南非约翰内斯堡探望丈夫，计划借假期完成有关南非视觉和表演艺术的田野调研。春节之前，约堡华人在当地的曼德拉广场办了一场热闹的庙会；此时国内疫情业已发酵，但很少有人想象得到几个月后的全球流行。直到二月下旬意大利成为新的疫情风暴眼，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也许新冠病毒的到达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等待被证实了：2020年3月5日，南非出现了第一例确定诊出的病例。
四天之前，在南非罗德斯大学攻读艺术史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张丽方从首都国际机场飞往南非。学校所在的马坎达小镇没有新闻：林荫道、小酒吧、高大的蓝花楹树，仿佛平滑接续着实际已是几个月前的生活，而另一片大陆上爆发的新冠疫情本身也和那片大陆一样遥远。学校甚至没有回复她询问居家隔离具体规定的邮件，校医院的医生简单地量完体温血压后，就宣布她“自由了”。不过，她还是决定呆在宿舍自我观察两周。不料两周后，隔离期结束当天，她等来了学校停课的消息。
那是3月15日，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就新冠疫情发表全国讲话的日子。在过去的十天里，南非各省陆续公布确诊病例，确诊人数不断往上跳动。尽管这一个数字尚且还是两位数，但考虑到南非极其有限的检测水平，它的参考价值并不高。
程莹一家人也守在电视前观看直播。原本打算二月中旬回国的她已经比原计划多呆了一个月——二月中旬正是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她也收到了师生暂时不要返京的学校通知，又考虑到旅途中的感染风险反倒可能更大——尤其还带着几个月大的孩子，于是她决定暂时不回国。事实上，此时的国际航班已经大大减少。
原定于七点的讲话推迟了两个小时，直到晚上九点，总统拉马福萨的脸才出现在屏幕上，严肃的表情下隐约可见疲惫的痕迹。他说：“共和国的民主历史上，从未面临和今天一样严峻的形势……”伴随着旅行禁令、关闭学校、禁止高风险地区旅客入境、取消百人以上聚集活动等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他宣布南非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3月23日，南非的新冠肺炎确定诊出的病例一日内激增五成，总统第二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将于三天后实行为期21日的全国封锁，从当地时间3月26日零点开始，直至当地时间4月16日解封。封锁期间，除医护工作者、警察、部队人员、市政设施工作人员等，以及就医、采购食品和领取救济金的民众能在有限时间内离开住所，其他时间内全体民众必须待在家中。同时，政府将动员南非国防军来支援政府的行动。
原本遥远的疫情终于成为了舆论的中心。金山大学医学院有学生检测出阳性，学校紧急要求学生撤离宿舍返回家中，不满该安排的学生认为未作全面检测就贸然回家，可能会在路途中带来更多传播风险，因此将学校告上法庭；罗德斯大学也要求在校生离开学校，包括张丽方等国际学生在内的在校生熬夜写邮件，发往导师、学院、高等教育部以及各个驻南非大使馆，终于迫使学校改变决定，争取到了留校的权利。教会纷纷宣布取消复活节活动；各类超级马拉松赛事纷纷取消；南非国家艺术节改为线上举行；娱乐与创意产业的媒体人发起“KeepYourTicket”的话题，号召人们不要申请退票，帮助疫情下的创意产业渡过难关。
程莹在她记录封锁前南非社会的“疫情手记”中提到了自己曾租住的酒店式公寓的清洁工里尼。每天清晨，里尼从家里出发，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换乘两班小巴车到达酒店，然后清洁十间以上的酒店房间。每月3000兰特（大约1400人民币）的收入，一半用于通勤，另一半则用于抚养两个学龄儿童和一个婴儿，并赡养平日帮她带孩子的母亲。在程莹停留于约堡的两个月内，两人常有交流。无论程莹如何描述这次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性，里尼“似乎一直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很远”。她经常半开玩笑地和程莹打趣：“你去过我生活的索韦托，必须要知道那里有很多比Corona更危险的病毒吧。”
索韦托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之一。在约堡西郊尘土飞扬的荒地上，铁皮屋、“火柴盒”（三、四十人的集体宿舍）和“大象屋”（简易房屋，微微拱起的屋顶如大象后背）漫无章法地排开，一家五六口人常常只能挤在屋檐下十平米左右的狭窄拥挤的空间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少数的卫生设施，没有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更没有持续更新的、可靠的疫情信息或来自政府健康部门的防疫教育。艾滋病与肺结核已先新冠病毒一步，笼罩了这片土地。在因疫情扩大而搬离酒店式公寓之前，程莹找到里尼道别，把一瓶洗手液递给了她，心中充满矛盾。因为程莹知道，“在她生活的地方，连洁净的饮用水都成问题，强调用流水洗手20秒以上，是一件多么奢侈又讽刺的事。”
而南非5600多万人口的五分之一，就生活在这样的棚户区中。它们星星点点地散布于高档住宅区间或垃圾处理厂上，与十英尺高墙后自带游泳池、网球场、发电机、自来水和洗手液盒的中产阶级住宅彼此隔离。棚户区居民的职业选择十分有限：或是去高档住宅区做女佣和花农，或是去垃圾场捡拾垃圾，或是街头和小店里做些小本生意。当高档住宅区中的病例得到了妥善隔离时，他们却悄然隐身于感染者统计数字和拥挤的通勤小巴之后。
这些棚户区居民已在日复一日的生存中领受着种种日常的危机，新冠疫情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健康威胁，更是温饱负担。南非新闻媒体IOL指出，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南非的封锁政策之下，数百万曾经依靠日薪工作的人正在“失去食物”，“非正式部门从事贸易、劳工或工匠工作的人占非洲大陆就业人数的85%，他们现在必须呆在家里，没有储蓄作为缓冲”。一些居住在棚户区的打工者听到封城指令后决定徒步返乡，有人甚至长途跋涉100千米，他们说，至少回到老家可以靠着自家种的食物和亲人救济过活，不至于饿死。
5月11日，南非政府承诺为疫情期间失业和未获得任何经济援助的人群提供救助，合乎条件的人员每月可领取350兰特救济金（约为150人民币），有孩子的家庭每月可领取500兰特救济金（约为215人民币）。政府也会向棚户区的居民发放食物包，在棚户区边摆放水车和水箱以提供洁净水。但是封锁之下的南非底层社会仍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冲突时有发生。
南非西开普大学 Andries du Toit（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Poverty, Land and Agrarian Studies）在《如若不适合非洲，那么出路何在？》中指出：南非抗击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疾病的社会经验表明：在非洲抗击疫情，需要一场以本地现实为根基的、尊重个体的社会行动。如果不在底层民众中传播佩戴口罩、避免接触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观念，如果不开展基础广泛的社会卫生运动，改变贫困社区的普通行为习惯，就无法遏制疫情的蔓延。仅凭医生的努力不能拉平病例曲线，但是社会行动可以。多个民间组织也呼吁工人阶级与底层居民展开互助与自救活动——
“让我们依靠我们的爱和激情，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愿意沉默。”
全境封锁期间，在张丽方就读的罗德斯大学，只有舍管能够遥控开关大门，并开车带提前预约的学生出门购买必需品。起初“镇上完全买不到口罩”，连超市里的员工和超市外帮助维持队伍秩序的保安都着口鼻；外科口罩更是稀有得扎眼，那块蓝色无纺布往往包覆在白人的脸上。
有一天出门时，张丽方忽的发现一些棉布印花口罩像早春的野花般在街上冒了出来，舍管也听说镇上有小店在出售棉布口罩。于是4月14日那天，舍管带着她按响了马坎达新街29号的门铃。
小店店主Hilmar是一个温和而热情的白人老头，他和他的妻子Wendy一起经营着这家小店。在疫情前，他们的主体业务是为企业、协会、社团等定制个性化设计的文化衫或纪念品——这是小镇艺术产业链上的一环。
历史悠久的马坎达坐落着许多博物馆、图书馆、教堂和名校。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到7月的第一周，南非国家艺术节都会在这里举办，包含视觉艺术、戏剧、音乐、舞蹈、街头表演等各种艺术形式，还有热闹的手工艺品市场，贡献了小镇年GDP的近三分之一。与非洲许多地方一样，手工艺人一类的非正式就业岗位占了小镇就业的大多数，而这些岗位将在严格的封锁下暂时消失，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大多数小镇居民的收入来源被完全砍断了。
事实上，早在三月初，Hilmar和Wendy已经预感到了生活将要发生的巨变。他们必首先考虑怎么让自己的小生意挺过去，售卖口罩或许是一个选择。当疫情的紧张气氛起步在南非蔓延时，他们就试图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中检索可重复使用的自制口罩的制作规范。光标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网页间跳跃，最后停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Hilmar和Wendy整理出的制作规范与南非卫生部长的建议几乎重合，但比后者早了近一个月——实际上，当4月10日卫生部长发布关于口罩的建议时，在五级封锁下，普通民众已经非常困难获取有效的材料。
他们决定用全部的积蓄购买制作口罩的原材料。此时谁也不知道封锁期间的具体政策、封锁会持续多久，甚至会不会实行全境封锁也尚未可知。封锁开始后，他们向小镇棚户区的手工业制作者们发去了“帮忙制作口罩”的邀请。Sherleen的儿子和丈夫做工的收入曾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而封锁开始后，他们哪也去不了。与她一起被雇佣的其他六名裁缝的处境也都大抵相似：在封锁期间，她们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
在接受了工作邀请后的几个小时内，裁缝们就拿到了第一批布料包。作为必需品的供应者，Hilmar获得了在封锁期间行动的特殊许可，每日往返于小店和棚户区之间，运作布料与口罩。之后封锁等级由五级降至四级、三级，居民能在特定时间段内外出，部分企业也开始复工，但这样的流程依然延续。因为裁缝们几乎都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而拥挤的小巴车无疑过于危险——毕竟封锁等级的降低并不是由于疫情的平息，而更多出于维持经济与社会运转的考虑。
对于那些领着500兰特救济金的家庭来说，28兰特一只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相比之下，售价30兰特一只的可洗、可重复使用的棉布口罩无疑是更好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选择。
口罩的第一批客户是那些在封锁期间被特许行动的必需品供应者，包括一家药房和两个供应食物的团体。Hilmar每周向他们运送两次口罩，每次五十个，这些口罩不仅用于工作人员的防护，也会和药品或食物一起出售。同时Hilmar也见缝插针地在社会化媒体上发布口罩的广告，在这些自设的宣传海报上，认真的科普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包括如何佩戴口罩、如何清洗口罩，“使用这一些口罩能够给大家提供额外的保护，但最好的做法是呆在家里”，更不可思议的是关于挑选面料自制口罩的建议。很快他开始收到许多小镇居民的WhatsApp消息，消息一条一条地跳出来，手机的提示音也一下一下地震，“你们现在有口罩现货吗？”“我们何时能来取？”
因为没获得疫情期间的交易许可，店铺不能开门经营，Hilmar只能在WhatsApp上与顾客约好时间，等他们出门购买必需品时上门来取。顾客按响门铃，Hilmar和Wendy开门让他进来，快速地从堆满布料和口罩的小店拿走自己的订货。最忙的时候他们每天能收到几百条询问的消息，甚至晚上十二点手机还会弹出信息。说到这里，Hilmar加重语气说他们给累坏了。从疫情开始起，他们一直维持着早上五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入睡的作息，全周无休，每天工作14、15甚至16个小时。但小店还是仅仅勉强生存。售卖口罩所得的收入，裁缝们能够获得将近百分之四十，这是相当于她们从前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的薪水，虽然仍旧不是很高，但足以使她们的家庭果腹。在小店的Fackbook主页上，四名裁缝的相片出现在了一张宣传海报上，相片上的笑容像亚热带的阳光一样明亮。海报上写道：“我们想要维持这些有才能的女孩的生活。”
在那些流传于线上线下的海报上方，一条红色大写的“我保护你 – 你保护我”，以英语（“I PROTECT YOU – YOU PROTECT ME”）和科萨语（“NDIYAKUKUHUSELA –UYANDIKHUSELA”）两种形式，和小店的地址、联系方式、口罩简笔画一同出现。这是Hilmar和Wendy在网上搜索口罩制作规范时的偶然收获。在Hilmar看来，口罩是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线，戴口罩是我们在保护彼此免于病毒侵害；如果你也戴口罩，我也戴口罩，尽管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隔离彼此，但实际上我们不仅在保护自身，也在保护对方。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脸，但我们仍旧在一起。
程莹在她春季学期开设的线上公选课《非洲文化与社会》里，将这个短语解释为一种社区内的互助模式：小店不仅让小镇居民得到了基本的防护，也让七个在疫情期间没收入的家庭得以生存下去。她将其作为非洲式世界观里“乌班图”精神的一种例证：“我和他人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种生活之中。”
张丽方是程莹曾经的学生，程莹正是在她的朋友圈里看见了这个小店。按响小店门铃那天，张丽方一边购买口罩，一边在与Hilmar的聊天中得知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此时小店慢慢的开始通过教堂募捐，向一些在疫情中被遗忘的人们捐赠口罩。回到学校后，张丽方将小店的行动编辑成了一条朋友圈，其中转述了她与店主的对话：
“头发胡子花白的老板和我感慨，‘疫情总是会过去的，但那些长远的问题真不知道怎么办。别说我这勉强生存的小店，我们会有更多的穷人，只能寄希望于人性，疫情结束后占上风的不再是贪婪，世界会有一些好的改变。’”
她希望自己的好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一下“这些遥远的却和我们共同经历着当下的人们”，而仅在朋友圈发出后的五个小时内，在北大历史学系读博的朋友小白就联系上她，认购了40个口罩——他们是在一次排戏中认识的，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之后程莹也认购了50个口罩；最后张丽方共收到了120个口罩的认购捐赠，隔天她便把捐款交给了Hilmar和Wendy。正好这一天程莹收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信，想收集一些当地抗疫的实物或资料在疫情过后办展，于是从认购的口罩中挑了一只准备带回国内。当张丽方告诉Wendy他们制作的某只口罩可能会由一位做非洲研究的学者带往中国国家博物馆时，Wendy也激动地告诉张丽方，在疫情结束后，他们几个家庭会一起用剩下的碎布缝制成一件作品交给南非的博物馆。它们将作为实体的疫情记忆，记载南非民间充满创造力的自救与互救。
几天后，由张丽方转赠的120个口罩中的一部分被捐给了小镇上的一家老人院。疫情期间的世界如同庞大而混乱的机器，老人们从轰隆运转的齿轮之间掉了下去。当Hilmar带着口罩出现在老人院的大门口时，老人院的经营者Kate和Barker几乎觉得这是一种魔法：“我们刚刚还在聊天，不知道口罩怎么弄、从哪里弄，你就带着捐赠的口罩出现在大门口了！”他们感慨，“这个宇宙以一种我们没法解释的神秘方式运行着。”
这120个口罩的受捐者还包括一个每周为当地50个家庭提供食物包的公益组织Food4Futures。Hilmar在Facebook上发布了自己与其工作人员的合影，同时不忘为他们做宣传：“每个星期的食物包的价格大约是85兰特，欢迎您为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公益组织捐款。”
还有另外一些距离遥远的人们通过奇妙的路径联结起来。除了来自中国和南非当地的捐款，小店还收到了来自、德国、柬埔寨、英国和新西兰的捐款。捐赠者中有些是Hilmar和Wendy的家人与朋友，有些则曾经光顾小店的网店。尽管Hilmar强调他们的公益行动仅仅发生在马坎达小镇，但实际上，捐赠者零星地分布在四个大洲。Wendy会给每一个捐赠口罩的包装袋里塞一张卡片，写明这一批口罩的捐赠者的姓名和国籍，再送到受捐者手上。受捐者除了老人院和小镇的其他公益组织，还有流浪汉、流浪儿童和乞丐。
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每张宣传海报上，Hilmar都会用加红加粗的字体加上一句“Dont be a Litter Bug!”（不要乱扔垃圾！），呼吁人们正确地处理用过的口罩。街上的流浪汉、流浪儿童和乞丐并不理解病毒如何传播，他们只是朴素地有着“口罩可保护自己”的概念，而不会考虑口罩先前的主人有没有被感染。所以他们会捡起被到处乱丢在地上的口罩，然后戴在脸上，增加感染的风险。找到他们并不难。Hilmar和Wendy把捐赠的口罩递给他们，在两人的镜头下，一个皮肤黝黑而眼睛发亮的小男孩戴上了一只深紫色的口罩。
小店对社区的捐赠其实非常少得到任何形式的感谢，“拍拍自己的背似乎是‘捐赠’产生影响的唯一方式”，他们只能安慰自己“给予”本身是有意义的。因此7月6号，当Hilmar走进办公室，发现一封来自African Connection WFC的感谢信时，他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这个受捐组织致力于以推广女子足球的形式让女孩们走上街头加入运动，与小店合作的缝纫机技工Nanny是这个组织的出纳，也是一名业余的足球运动员。这封十分特别的感谢信，给了小店这几个月以来的丰足回馈。
从5月开始，南非封锁等级逐步降至二级。9月4日，南非卫生部长宣布已度过疫情高峰期。截至南非当地时间9月4日，南非新冠肺炎确定诊出的病例为633015例，死亡病例为14563例。超过31000名医护人员在这场疫情中感染病毒，240余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但是一切并不会简单地结束，11月11日晚，总统拉马福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肆虐，南非政府决定将国家灾难状态延长至12月15日。疫情加速了南非的债务危机，许多承受着经济压力的家庭面临着更艰难的生存问题；自由外出和公众集会因全国封锁而被禁止，但强拆棚户区和驱逐其居民的脚步却并未暂停。隔离的历史和当下，将在这片土地上留下长久的烙印。
随着封锁等级的下降和国际航班的重新开放，程莹终于得以回国，在新学期开始正常的线下授课。她曾在博士论文中研究过一个从事戏剧表演的剧团，疫情影响了公共场所的演出，也取消了他们通过其他手段谋生的可能。他们，以及世界别的地方的艺术团体，都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思考自己和特定空间、特定观众群体的关系，思考戏剧这类公共艺术的未来。她也一度很关注非洲的年轻人和边缘社群，试图探究他们在疫情下如何重新协调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应对这样的危机时刻。在谈及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立场变化时，程莹引用了印度学者阿兰达蒂·罗伊的话：“这场封锁就像一个化学实验，突然间照亮了本来的遮蔽之物。”
“它照亮了此前我们建构的边界——国家的边界、性别的边界，以及社会的种种边界。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重新思考，这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疫情下它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给我们的冲击怎么影响我们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或者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口罩代表的民间自救与互救是疫情下南非社会运动和日常政治实践的一个缩影。南非“棚户区居动”（Abahlali baseMjondolo，简称AbM运动，自2005年诞生以来致力于为底层人群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理念）也试图在全境封锁中重建被强行切断的社会联结。他们发起了“食物团结项目”（food solidarity programme）、建立社区公共厨房、在社区菜园种植自己的粮食，通过各地分支机构向各个大型棚户区发放免费食物，同时向人们介绍新冠病毒、澄清虚假消息。他们也试图将一度被视为南非当下社会问题“替罪羊”的非洲别的地方移民们纳入联结之中，这种联结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巴西的底层公民居住权组织MST，甚至世界各地的居民团体和工人组织中，“从美国到津巴布韦”。程莹也在“疫情手记”中提到了南非疫情爆发前自己遇到的几个津巴布韦移民。当亚裔面孔因为疫情在许多地方遭到排斥时，这些处境相似的异乡者却关切地问起了中国的新冠疫情，并真诚地告诉程莹，他们会一起为她们祈祷。
隔离并没有真正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Wendy的父亲在六月份去世了，远处的亲友却因疫情无法到场参加悼念仪式。Hilmar和Wendy在社会化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特殊的追悼会通知：上面不仅有时间地点，还有zoom会议号。6月27日，南非时间下午两点，15个人坐在提前消毒过的礼堂，而其他39位散布在不同时区的亲友则在手机或电脑屏幕的另一端，在各自的白天或黑夜，一起送别一个生命。
停摆的社会开始转动，南非的学校也逐步复学。向Hilmar询问有没有儿童口罩的消息多了起来，小店开始结合儿科医生的建议制作儿童口罩。为了让孩子们乖乖接受一块棉布一直闷住自己的口鼻，他们给口罩做上了蜘蛛侠、狮子王或小猪佩奇之类的印花。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1月20日发布的纪念世界儿童节的报道，在南非75.7万新冠病例中，有5.8万是儿童，占总病例的8%。
口罩印花的作用不止于此。7月，罗德斯大学法学院发来一笔800个口罩的大订单。这些口罩将会绣上呼吁停止性别暴力和的标语和图案，学生们打算把它们分发给社区。封锁期间，种种家庭矛盾在狭小的屋子里集中爆发，性别暴力、家暴和问题尤为突显。当学生们带着自己的想法找到Hilmar时，他第一时间说了yes。他很开心能作为这样的运动中的一部分，让社会更警醒新冠肺炎以外的危险。提到这件事时，大洋彼端的Hilmar严肃地说：“我们把这叫做一种疾病，因为它的确是一种疾病。除了新冠肺炎以外，这一个国家还遭受着许多种其他疾病。新冠肺炎总有一天会过去，但这些其他疾病将在更长的时间里延续。”
11月17日，Hilmar在他的社交主页上更新了一张海报。圆拱形的正红色艺术字体在最显眼的地方排列开来，标识出11月21日ABC圣诞市场的时间、地点，下面用同样醒目的黑色字体写着“ALL COVID protocols are adhered to at all times”（所有的COVID协议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会被遵守），以及紫色的“MASKS / SANIYISER & SOCIAL DISTANCING”（口罩/消毒剂&社交距离）。在图片相关的配文中，一个隐没于口罩背后的句子再次浮现，正如它曾无数次成为配戴口罩之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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